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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鳥類學之父鄭作新的「鳥緣
」（一）
轉載200.4.14民生報鄭懷傑
民生報編者按：
素有「中國鳥類學之父」美譽的鄭作新教授雖然從來未曾到訪過台灣，但本地鳥類學界和保育人士對他並不陌生，除了前中華鳥會理事長郭達仁、鳥類學者劉小如、顏重威等人曾經幾次到大陸拜訪過他，前幾年海峽兩岸鳥類研討會也曾經兩度希望邀請他來台，可惜最後都因鄭教授年事已高，身體欠佳而未能成行，最後只由他的門生輩，也就是接任他擔任中國鳥類學會理事長的鄭光美教授率團來台。
鄭教授原籍福建，早年赴美取得胚胎學博士後即返回大陸任教，歷任福建協和大學理學院長、代校長，抗戰期間曾赴美國短期客座，回國後進入中科院，並兼任北大、北師大教授，期間因個人對鳥類學的熱愛，從任教於協和大學時期即展開對中國野鳥的田野普查，並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中國鳥類名錄」，為近代中國鳥類研究奠立了基礎。
其後鄭教授歷任自然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動物學會、中國鳥類學會理事長，一面進行野外的鳥類普查，足跡踏遍大陸，一面就踏查所得整理成各鳥種分類、分布、生態、現況等的完整資料庫，同時推動瀕絕鳥類的保育工作，像東北的札龍自然保護區就是在他的建議下畫設的。
正因為鄭作新對近代中國的鳥類研究，甚至生態保育觀念的啟發貢獻卓著，去年初他去世時，本版就曾經以專題介紹過他的生平，轉眼鄭教授逝世已屆周年，本報特別再以連載方式刊出鄭教授哲嗣鄭懷傑所寫的紀念專文以饗讀者。
以下是鄭懷傑先生所著的紀念專文：
先父鄭作新院士離開我們已有一周年了，大家都深深的懷念他，他的院士遺像還掛在客廳，書房依舊，媽媽整日用電腦在整理他的遺作，他為中國的鳥類研究辛勤工作了六十多年，給國家和後代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名垂史冊，激起人們永恆的懷念。
迷戀大陸山水 愛登山野遊
父親從小就與鳥結下不解之緣。他於1906年生於福建福州秀美的鼓山腳下。山巒競秀，林木蔥蔥的鼓山是他這棵科學幼苗生長的土壤。少年時常和小夥伴們來此玩耍。他們在垂蔭的水邊摸魚釣蟹，在撒滿野花的山崗上追逐蝴蝶，爬到800多米高的鼓山頂，身臨虎穴，探奇歷險……，他的書櫃抽屜中珍藏著許多獵獲的小動物和採集的標本，70多年後，他回憶這段少年樂事時說：「我從小就愛登山野遊。正是出於對祖國山水的崇敬和迷戀，我選擇了生物學。」
學習是成功的基礎，他從小求知欲很強，喜歡聽故事，愛搜集標本，愛翻看祖父書櫃裡的書籍，為滿足他的求知慾，當他上小學一年時，就送他去私塾學古文。升入中學後，六年的課程，他四年就學完了，因跳了兩級，意想不到的是給他上大學帶來的麻煩。
美國教會辦的協和大學是當時福州唯一的一所大學，明文規定不足16歲者不得報考，15歲的先父只能望校興嘆，幸好有德高望重的中學校長朱立德先生保薦他才獲准報考。先父的考試結果令協和大學的老師、教務長大為驚喜，被破格錄取了。協和大學迎來了一位最年輕的少年大學生。
入學以後，先父毫不恃才傲物，而是更加勤奮地學習。1926年，19歲的他又提前半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在叔父的資助下，考入了美國十大名牌大學之一的密西根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主修胚胎學。
一把金鑰匙 啟開科學技術大門
留學的機會來之不易，他幾乎放棄了一切愛好，一頭鑽到書海裡拚命學習。為了提高英語水平，閱讀了不少莎士比亞作品。大學博物館豐富的收藏是先父另一個學習課堂，他總是看個不夠，記了很多本筆記。
上學期間，為了生計，他不得不擠出時間勤工儉學，曾做過實驗室的勤雜工、辦公室的打字員、校醫院的護理工、小白鼠的飼養員……，直到第二年獲得獎學金後才結束半工半讀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中去。
1928年獲碩士學位，1930年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林蛙生殖細胞發育史」在德國權威雜誌上發表（當時處於科技發展領先地位的德國從不輕易發表國外論文，更何況作者是一名中國青年），為此，密西根大學校長親自為他頒發博士學位證書，同時獎勵他一枚金鑰匙。這項特別獎勵是學校為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設立的，意在勉勵他們用這把「金鑰匙」啟開科學技術的大門。這位年輕的博士果然不負眾望，沿著崎嶇的山路，不畏艱險，一刻不停地向上攀登，而那枚他心愛的「金鑰匙」也一直珍藏在他身邊。
在密西根大學獲得的榮譽，給先父帶來了光輝燦爛的前景。學校要留他在校任教，好幾所大學要聘請他，待遇相當優厚，但他都婉言辭謝了，他決心要回中國去開創科研事業。
博物館錯誤說明 讓他做下大抉擇
迫使他做出果斷抉擇的是密西根大學博物館展覽廳那令人心痛的一幕。一只漂亮的金雞隔著玻璃深情地注視著他。它身著錦衣，頸部圍著金棕色的羽毛，呈扇狀，像精心配制的披肩。通體毛色分橙黃、深紅、黑褐、淡粟、赭色，胸部以下一色金黃，還拖著一條彩色的長尾，絢麗極了。先父一眼就辨認出，它是中國特有的雞種──盛產於秦嶺山中的寶雞，陝西寶雞縣是它的故鄉。但是金雞身旁的文字說明卻告訴參觀者：它是由瑞典學者林耐於1758年發現的，用拉丁文命了名。中國的雞種怎麼能先由外國人採集、研究、命名呢？血氣方剛的先父被深深地刺痛了。他決心肩負起振興中國鳥類科學研究的重任。雖然這一選擇意味著要放棄已苦讀四年且研究已初顯成效的胚胎學，但前進的路上縱然有萬水千山，在先父看來，絕不比承受落後恥辱之苦難當。1930年秋，他毅然返回到他神馳夢牽的祖國，開始了新的長途跋涉。
回大陸任職學術界 鳥類研究從零開始
先父回國後應聘到母校協和大學任教，先當教授，後兼任生物系主任、理學院院長、教務長及代理校長。
協和大學是美國教會辦的，大多數教師、教學用書、標本等都來自國外，甚至連做實驗用的蚯蚓都得從美國進口。書生意氣的先父對此難以容忍。他衝破阻力，率先用國語講課，實驗標本改用當地採集的標本，並著手編寫中文教材，在為「洋氣」所嚴密包裹的協和大校園裡，吹進了一股強勁的「國風」極大的激發了學生的愛國熱情。
鳥類學研究是一項浩繁而艱巨的大工程，當時困難重重，且不說內憂外患，民族危亡，經費奇缺，從古至今，稱得上「研究」意義的工作實際上還沒有開始。
一些古書雖有零星記述，但多語焉不詳，現有的資料又都見於外國。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在對我國進行軍事侵略的同時又進行經濟文化侵略。他們大肆掠奪我國的動植物標本，回去紛紛著書立說。
英國人斯溫霍（SWINHOE）於1836年寫了一本「中國鳥類名錄」，書中提到中國的鳥有454種；1875年法國戴維等也發表了中國鳥類專著，記述的鳥類增至807種；1926──1927年，外國人祁天鍚等編了《中國鳥類目錄試編》（1931年又增補修訂、共列有鳥類1093種和573亞種），而我們自己卻沒有一部鳥類學專著，研究工作幾乎要從「零」開始。(待續)
中國鳥類學之父鄭作新的「鳥緣
」（二）
轉載2000.4.15民生報
--鄭懷傑
走遍大北江南
展開中國鳥類普查
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先父開始了考察採集資料的工作，每天清晨五點左右
就帶上幾名學生上山，觀察附近的種類•習性…
1938
年日寇占領武漢後•日軍向福州逼近，協和大學臨時遷往武夷山腳的古城─紹武。武夷山地處東洋界和古北界兩個大陸動物地理界區交匯的邊緣。在不同的高度有著不同的氣候條件和生態環境，是多種脊椎動物和昆蟲新種的模式標本的產地，素有研究中國動物分布的鑰匙之稱。
綿延起伏的武夷山脈高聳入雲，主峰黃崗山海拔2175公尺，形成了一座天然屏障，南北方的鳥類不少要經過這條山脈而南遷北移並在此停留，武夷山似成了鳥類天堂。
武夷山為先父提供了非常理想的中國鳥類考察的生態環境。每當晨曦微露，禽鳥最活躍的時候，他就帶著幾位學生上山了，每次觀察兩小時，每周繞行全境1─2次。對鳥類的種類、遷移、繁殖、數量消長等進行考察研究長達3年之久，積累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資料，於1941年發表了紹武3年來野外觀察報告。這是中國第一篇有關鳥種類及其生態包括數量`等實地考察的報導，受到了當時科學界的重視。
先父深知他只掌握了紹武一帶的鳥類資料，區區紹武怎能代表諾大的中國呢？他要盡快把中國的鳥類寫譜立傳，他必須爭分奪秒地工作，每天3個單元把所有的節假日變成工作日。恰好1944年他被派往美國客座教授，在美國東海岸的十幾所大學、博物館進行學術交流。利用工作之餘，他到各博物館查看被它們採集收藏的中國鳥類標本和有關文獻，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搜集的資料和記錄的筆記就裝滿滿幾大箱。他又一次謝絕了密西根大學的聘請，帶著他的幾大箱資料，於1946年9月返回協和大學。經過一年多的細心整理研究，終於在1947年底，他的研究成果─中國鳥類名錄專題論文問世了。這是中國學者首次系統研究中國鳥類家庭的專著，文章列出的中國鳥類有1087種，912亞種，種計1999種，比祁氏等的目錄試編增加了237種，為以後進行鳥類全面考察研究打下了基礎。
1950年，先父調到北京，參加籌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工作。後任動物所研究員、鳥類研究室主任、動物資源研究室主任、脊椎動物分類研究室主任。1980年任學部委員既是現在的院士。
先父雖然編著了中國鳥類名錄，但他深知由於受當時條件的限制，定有許多鳥類未列入名錄，要知我國鳥類有多少種，必須周遊列國進行廣泛全面考察，才能摸清楚牠的家庭。中國科學院接受了先父等科學家的倡議，決定動員全國、全社會的力量，展開有史以來首次的中國鳥類普查。
從50年代開始，年近半百的先父，親自率領科學考察隊，走遍塞北江南，大河上下。每年的春、秋季都是在各地的山林裡和鳥泡在一起，以鳥為伴，以林為家。
野外考察是十分艱苦的，這些鳥類聚居區，人跡罕至，山高林密，路途艱險，他們經常餐風宿露，夜以繼日地工作著。
1951年在河北昌黎考察時的幾十個日日夜夜，大家輪流守候在鳥巢附近的草叢中，一刻不停地觀察牠們的活動，幾個小時連腿都不敢伸動一下，螞蟻爬到臉上也不敢動手捏一把，生怕驚動了鳥兒，到凌晨身上的衣服被露水弄得濕漉漉的，但誰也不吭一聲，寒意驅走睡意，讓人更集中精力觀察，大家目標一致，一定要觀察到合乎實際的結果。(待續)
中國鳥類學之父鄭作新鳥緣連載(三)
轉載2000.4.16民生報
冒著生命危險
發現畫眉鳥新亞種
六十年代在四川考察時，山高路險，遇到峽谷，還要繞行，為了採到標本，又節省時間，大家只好攀附岩石或樹根上下險谷，稍不小心，就有墜落深淵的危險。一次，為了少繞一點路，就從湍急的河中涉水過去。當地的山民，砍下樹木後，把上游水壩的閘門打開，讓木材順急流而下，當先父一行經過時，在交通路口聽見一小孩用四川話高聲喊：「莫忙走！」考察隊員們誤聽為「莫慢走」於是加快步伐前進，有兩個年輕同志，剛踏入水中，只見幾根又粗又長的木頭順流而下，如一群脫韁的野馬，飛速撲來，走在前面的一位同事，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沖到山下急流中去了，先父在他們後面僅幾米距離。同事的殉職，大家非常悲哀。在和平年代，搞科學研究也是要付出血汗和生命代價的。就在這次考察中，他在峨眉山發現了幾隻白鷳，後經研究是白鷳的新亞種，命名為「峨眉白鷳」，國際學術界都確認了這個發現。
在雲南大圍山考察，山高路陡，盤山的小路，狹窄得只能走一匹馬。由於晝夜兼程，人困馬乏，一匹滿載禽鳥標本的馱子，失足跌進了千丈深淵。隊伍前進不久，先父由於體力不支，也從馬背上跌下來，幸好抓住了馬韁，只傷了胸部肋骨。正是在這次大圍山考察中，先父和他的同事們，發現了畫眉類中的一個新亞種──斑胸噪大圍山亞種。
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不要文化的大革命，學生停課鬧革命，科研活動也停止了，當然野外考察也不能進行了。直到文革後期才恢復部分科研工作。先父年已古稀，還患有高血壓症，他還是參加了去東北的野外考察隊，並以69歲高齡登上了長白山的天池。
經過對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扎龍等處的考察，先父向省市領導提出建立扎龍自然保護區，專門保護我國珍禽──丹頂鶴的建議。一年後，中國第一個鶴類自然保護區建立，這不但使中國丹頂鶴受到法律的保護，更重要的是這個自然保護區的建立標誌著我們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到保護自然生態環境，走向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新階段。
在長期的野外考察中，先父採集了成千上萬件的各種鳥類標本，取得了第一手的鳥類生態及分布資料，如今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收藏著鳥類標本達6萬多件，成為中國最大的鳥類標本庫。
每次從野外考察回來，先父就對採集標本進行整理，結合有關專著與採得的標本進行對比、鑑定。對所採標本標出拉丁學名，有時對單一標本要耗費數日時間潛心研究才能查清，有的標本因缺少必須的文獻資料與標本對比，費的功夫就更大了。(待續)
中國鳥類學之父鄭作新
鳥緣連載(四)
轉載2000.4.17民生報
實現摸清中國鳥類「家底」的夙願
幾十年來，先父查閱的專著、論文約有幾千萬字之多。在鑒定時，要查看模式標本及有關的文獻報導，而有些模式標本和專題文獻還在國外，因而要出國考察。他在1945年利用到美國任客座教授的機會，在紐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史密遜研究院、哈佛大學、芝加哥自然博物館……查看過不少模式標本，也累積了不少有關資料。他出訪過蘇聯、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又查看了各國博物館模式標本和資料。
通過多年廣泛的國內調查與國外訪問，掌握的標本、文獻資料越來越豐富了，中國鳥類資源的輪廓以及每一種「種型」的脈絡越來越清晰了，正是有了這樣堅實的基礎，他在1955年和1958年先後編寫出版了《中國鳥類分布名錄》上下卷。初步綜合了全國鳥類的學名和同物異名，亦搞清了種和亞種的分布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又經幾年的修訂，1965年完稿，1966年正準備付印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書稿的命運可慘了，直到1979年，新版才終於問世。1981年，先父作為中國科學家代表團的成員訪問美國，應邀到他的母校密歇根大學訪問時，學校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並為此書的出版，給他頒發了「科學榮譽獎」。
鳥類學的研究要為經濟建設服務。早在1963年，他主編出版了《中國經濟動物志──鳥類》。1993年又重新修訂，共列經濟鳥類248種，分隸於57科，這本書對鳥類的狩獵、飼養、利用及防害等方面的經濟意義都有記載，為中國進一步對鳥類資源的研究與持續利用提供了不少科學資料，解決了當時社會生產的急需。受到各階層讀者的歡迎，第二年又出了第二版。美國商業部把它譯成英文出版，並製成顯微膠卷發行。
為了更好進行國際學術交流，應中國科學出版社和西德PAUL
PAREY科學出版公司邀約，他用英文編寫《中國鳥類區系綱要》一書，並於1987年出版。此書印刷精美、圖例清晰，全書計1224頁，約120萬字。書中列入中國到1982年底已知的全部鳥類，共計1186種，935個亞種，並記述了各種鳥的名稱（學名、中文名和英文名）、形態、生態、分布和亞種的分化，現時狀況等，是對中國鳥類最完整的記述。
《中國鳥類區系綱要》摸清了中國鳥類的「家底」，並為他們續了「家譜」，這為資源動物學提供了科學資料，也是中國動物區劃和農業區劃不可缺少的參考文獻。書中把國內鳥區別為留鳥、繁殖鳥、旅鳥、冬候鳥等，為鳥類區系提供依據。在各種鳥的「現存狀況」中，特別記述了瀕臨絕滅種類的狀況，成為自然保護的科學數據庫，並為國家公布的《動物法》提供了具體資料。
這本專著於1988年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及國家科委自然科學二等獎。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還頒給他一枚榮譽獎章和獎狀。先父終於實現了摸清中國鳥類家底的夙願。(完)
《綱要》一書在國外發行後，歐美各國鳥類學書刊都曾給予很高評價。美國國家野生動物學會把1988年國際動物資源保護的特殊成就獎授予先父。1989年5月，該會主席庶黑爾（Dr.Hair）博士，親自到中國給他頒獎，他說這是對先父半個多世紀對中國鳥類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的獎勵。學會幾十年來第一次給一位中國學者頒獎；而頒獎大會在美國以外的地方舉行也是破例的。（先父年事已高，不宜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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