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孝同博士追思專欄-下】謝孝同博士的追憶
文 / 陳炳煌 【中華飛羽277期】
側耳傾聽大使命，遠渡重洋與天行，追憶路家三代情，東海齊魯到燕京!
今年元月，東海大學教會週報登出前東海大學外文系教師謝孝同博士於2015年12月15日在舊金山榮歸天家的消息。亞洲協會的網站登有正式訃聞。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的電子報重登了孝同夫人劉小如博士登在「大自然」一篇伉儷情深的文章。國家公園學會於3月4日的年會中頒送感謝狀給謝博士，由小如接受，郭瓊瑩教授的簡報檔有許多珍貴照片，張隆盛前署長追憶謝博士伉儷對台灣國家公園規劃和經營的貢獻。曾擔任台北鳥會會長的呂光洋教授特別介紹謝博士「每一個字都注音」的新台灣鳥類指南，文章登在台北鳥會會刊「冠羽」。高雄鳥會前會長、中華鳥會副理事長歐瑞耀的追思文章、「從台灣第一本鳥類圖鑑談起」登在高雄鳥會會刊「鳥語」。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鳥類學術研討會於2016年4月23-24日在台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行，大會安排了紀念謝博士的活動，林務局與中華鳥會頒贈感謝狀，由小如接受，又安排筆者(註：作者陳炳煌，曾參與MAPS 末期工作，台北、台中、高雄鳥會的創立及經營)用5分鐘介紹謝博士的生平。中華鳥會又邀幾位謝博士伉儷的好友寫紀念文字，要登在會刊「飛羽」，因而憑記憶所及，和多位好友提供的資料追憶補充，簡述如下：
1. 少年謝孝同的美麗邂逅：
謝孝同博士在美國東部出生，自幼及長都愛好動物，也喜歡文學。就讀康乃爾大學動物系，研究所碩士修的是法國文學，曾經遠渡大西洋，到巴黎遊學。後來又遠渡太平洋，到台灣中部的東海大學，教授英文和法文。孝同在東海的二個美麗的邂逅影響他後來的生涯事業甚大，其一是遇見了來自美國印弟安那州，在東海大學生物系任教的歐保羅教授，受邀參加他負責執行的「遷徙性動物病理學調查」計畫，成為鳥隊的隊長，使孝同人生旅途主軸又由文學轉回動物的研究。
孝同的第二個大度山奇緣是遇見了由物理系轉為外文系的劉小如同學。小如像孝同一樣喜歡動物和文學，師生相遇，一見如故，持續的交往使雙方對於未來的美麗新世界充滿好奇心與想像力，在上天的祝福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小如的角色任務也從孝同的學生成為粉紅知己、助理、秘書、翻譯、護理和奔走天涯路的夥伴同工。
2. 東海鳥隊的謝孝同隊長：
美國的鳥類學者和病理學家馬可樂博士在1960年代取得美國軍方的支持，執行了一項前後8年、由18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的超大型研究計畫：遷徙性動物病理學調查(Migratory Animal Pathological Survey，簡稱MAPS) (註：E. H. McClure. 1974. Migra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birds of Asia. U. S. Army Component, SEATO 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Bangkok, Thailand)。MAPS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候鳥的遷徙與流行病學的關係，研究方法是透過候鳥的繫放和活鳥體內外寄生蟲的採集與鑑定，蒐集基礎科學資訊來進行分析。
MAPS在台灣找到的合作夥伴是東海大學生物系，由歐保羅教授負責研究計畫的進行。歐教授自幼立志追隨史懷哲醫師到海外宣教，在印弟安那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攜家帶眷到東海大學生物系任教，一待38寒暑。歐教授在執行MAPS的初期就邀請孝同進入團隊，請他協助調查工作的規劃和主要田野工作的執行。孝同也就成為了東海鳥隊的首任隊長。前後參加東海鳥隊的多為生物系的畢業生，離開鳥隊後，大多到美國進修。筆者是最後二年才加入鳥隊，孝同和小如於1968年底離開東海，到康乃爾進修，我成了鳥隊的末代隊長。
東海鳥隊在MAPS計畫中主要繫放的鳥類集中在四大項：甘蔗田的黃鶺鴒、黑臉鵐、家燕等，鷺鷥營巢處的三種鷺科鳥類，每年九月在恆春半島過境的紅尾伯勞和在合歡山三個不同海拔高度的山鳥繫放站。後者是孝同獨自開發出來的研究項目。台灣的MAPS計畫前後七年共繫放超過16萬隻次的鳥類，在台灣度冬的黃鶺鴒有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的回收記錄。鳥隊成員康國維在康乃爾大學的碩士論文討論家燕複雜的遷徙模式。三種鷺科鳥類和紅尾伯勞在菲律賓有最多回收記錄。合歡山的三個山區繫放站證實幾種山鳥有隨季節變化上下昇降的遷徙現象。(註：陳炳煌．歐保羅 台灣的六年鳥類擊放工作，中國生物學創刊號)
3. MAPS末期和攻讀博士的謝孝同：
孝同決定回康大以兩種台灣珍貴稀有的帝雉和藍腹鷳為研究主題攻讀博士學位，準備工作的時程進度相當緊湊，使他必須儘早回去美國，在時間的壓力下仍然做好的幾件事，值得一提：
1.開授鳥類學：在生物系開授鳥類學的課程，筆者有幸旁聽並兼做助教，受益良多。在論述鳥類分類學和演化論時，對於大陸漂移假說，講得非常精彩，至今印象深刻。
2.蘭嶼探險記：孝同安排了一次蘭嶼的繫放之旅。成員除孝同，小如和筆者外，還有一位鳥隊的新夥伴馬得樂，他是來替美國史密索尼亞國家博物館蒐集在樹洞積水處下蛋的蚊子棟本的。當時還有顏重威，去替于明振採集海魚。
蘭嶼之行搭船來回，充滿好奇、緊張而危險，也相當豐收。當時到蘭嶼旅行無法和現在相比，當地交通和通訊都相當困難，沒有旅館和餐廳。我們必須睡在國小教室的桌子上，也必須攜帶足夠量的米、油、鹽等，水果是一大袋的檸檬，還要先服抗生素以預防紅蟲和恙蟲傳播的病毒。豐收的是見證了特殊的雅美族文化，看到了棕耳鵯、綬帶鳥，繫放了赤翡翠、蘭嶼角鴞等。清晨從網上取下一隻蘭嶼角鴞，正在繫上腳環，量測身長、體重等數據，採檢內外寄生蟲的工作必須火速進行，因為看到洩殖腔口一顆蛋就要目的是探討候鳥的遷徙與流行病學的關係，研究方法是透過候鳥的繫放和活鳥體內外寄生蟲的採集與鑑定，蒐集基礎科學資訊來進行分析。
3.IUCN大會：MAPS每年有一次合作夥伴的交流會議，輪流在不同團隊的城市召開。因為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每四年一次的大會，1968年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召開，MAPS的當年會議就特別選在印度召開，使工作夥伴們可以順便參加IUCN的會議和國際鳥盟的亞洲分區會議。孝同在IUCN的研討會提出論文報告，也為他的博士論文熱身。後來在阿格拉的MAPS會議期間賞鳥時看到兩種可愛的小貓頭鷹。小如和孝同因而談起繫放蘭嶼角鴞的事，我當時並沒想到後來小如會在蘭嶼研究蘭嶼角鴞，一做就是二十七年，並且成為經典之作。
4.鳥書與鳥會：台灣的鳥類研究在二戰結束，日本鳥類學者離台後幾乎完全停頓，直到MAPS計畫才重新啟動。東海大學的鳥隊也幾乎是從零開始。非常需要工具書。歐保羅、謝孝同和康國維聯合具名的台灣鳥類名錄和台灣鳥類指南前後問世，對台灣鳥類研究的推動有很大的助益，對後來推廣賞鳥和保育運動更是居功菲淺。謝孝同和柏納蕭合作的新台灣鳥類指南，由伯納蕭的夫人蘇姍繪圖，由劉小如翻譯。該書還每一個字都注音，是一群東海野鳥社的學生幫忙完成的，這真是台灣鳥界的一件大事。台北鳥會的由來和伯納蕭及其夫人有關，兩人都是在美國從小賞鳥長大的，一個是空軍上尉、一個是鳥類畫家，到台灣就迫不及待要出去賞鳥，找到當時觀光局技術組的游漢廷組長，游組長打電話邀筆者到台北，在交通部顧問傑克摩爾的淡水家中聚餐，然後我以幻燈片向一群外國朋友介紹台灣鳥類，第二天帶大家到關渡賞鳥。以後每一個月重複聚餐、分享、野外賞鳥，再加上活動記錄摘要及下一次活動預告的通訊。克服戒嚴時期的重重困難後，鳥會終於誕生。這也是後來台中和高雄鳥會創辦的模式。台北鳥會的第一年成員多為外國人，伯納蕭家是每會必到的，孝同和小如因忙於帝雉和藍腹鷳的野外調查，大部份時間在山上，但一旦回到台北，碰到鳥會聚會，再忙也會現身。鳥會的第一年就引入美國的聖誕節數鳥活動，入境隨俗稱作新年鳥類調查，設北中南三個調查區，孝同把中區合歡山調查的團體照片寄給主辦聖誕數鳥的奧都本學會，刊登在那一年的CBC報告中(註：Annual Report of 1974 Christmas Bird Count. Audubon Society)。
4. 博士後的謝孝同：
孝同在獲得康大博士學位後，受聘為亞洲協會駐台灣代表，後再當協會駐外蒙古代表，對於美國和台灣，美國與外蒙的多面向交流有很多的貢獻。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亞洲協會，郭瓊瑩教授和歐瑞耀前會長的文字，在此只簡單略作補充。
- 亞洲協會曾經有一個贈送圖書的計畫，對象包括學校、政府機關和民間團體，在筆者擔任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系主任期間，就從協會搬回一大批很棒的圖畫，大部分存放在環科系的系圖書館。
- 由於小如長期陪伴孝同進行鳥類學研究工作，後來也由文學轉行進入野生動物的自然資源系，取得康大的博士學位後進入中央研究院，研究成果非常豐碩，成為東海大學的傑出校友，還獲得世界鳥學界的肯定，被選為本屆世界鳥類學會的理事長。因此謝孝同、劉小如伉儷在近代台灣鳥類學和自然保育的工作上就成為「我來、我參與、我分享」的歷史見證：舉凡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催生、國家公園推動的工作，出雲山自然保護區的設立，林務局野生動物調查保育人員培訓營、重大環境影響評估案等都可以見到此對賢伉儷的身影。
- 亞洲協會推動的跨國文化交流，除了自然保育外也包括社會自由民主化過程，例如政治界名人姚嘉文、周清玉伉儷就曾受邀訪問美國。
- 後來孝同派駐外蒙的時間較長，夫妻倆又是超時間的付出，因此聚少離多，有時好友們也會關心。也許小別勝新婚，每次有機會和這對神仙家庭歡聚時，總覺得兩人還是那樣陽光、開朗、充滿信心與熱情。
5. 路思義教堂的歷史見證：
如果孝同沒有到東海大學外文系任教，就不會和小如結婚，兩人的故事就會不一樣。台灣和世界的鳥類學與環境歷史也都會受影響。孝同為什麼會選擇東海？或許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可以有故事連結。
路思義教堂與三位世界級的名人有關：設計人貝聿銘，捐贈人亨利．路思義和紀念人亨利．溫．路思義。貝聿銘是世界十大建築師之一，目前高壽九十餘，前年還獲頒東海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路思義教堂也獲選為全球十大最有保存價值的現代建築。
路思義二世出生於中國，也許是受東西高品質文化的影響，胸懷大志，以天下為己任，力主美國應放棄孤立主義，要走國際路線，倡議美國世紀，為推廣理念而創辦時代週刊。1960年代過世時，被媒體譽為對美國政府影響最大的民間人士。他捐贈一座教堂給東海大學，是與東海大學的創校歷史有關。
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中曾經有漢唐盛世，清朝初期也算強國，清末卻淪落到連殖民地都不如的難堪地位。西方社會的歐美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後文明大躍進，其中大學是培育各樣人才的搖籃。中國大陸近代的初期大學，很多是西方教會配合宣教而設立的，其中有聖約翰、齊魯和燕京等十三家教會大學。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後退出中國，在美國的紐約設立中國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後來於1955年在台灣的台中創立東海大學。時代周刊創辦人亨利．路思義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排行老三的妹妹摩爾夫人曾擔任聯合董事會的董事長，亨利．路思義二世贈送一筆基金給東海大學蓋一座教堂，命名為路思義教堂，為的是紀念他們的父親路思義一世。
亨利．路思義一世念完耶魯大學的法學院後，本來可以擔任律師，享受榮華富貴，但是卻順從了上帝對他的呼召，到中國大陸宣教，協助創辦齊魯和燕京大學。他曾擔任齊魯的副校長，也在燕京教法律，他主要的工作是幫這兩所大學募款。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園大部份就是以前燕京大學的校園。老路義思在華31年，可以說是把一生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中國。
老路思義的大女兒，也就是小路思義的大妹，就是謝孝同的母親。她嫁給了在美國大學畢業後到北京教書的孝同的父親，他父親後來回美國後成為一位中學校長。孝同的父親與伯父在北京期間，曾在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告別典禮中唱過聖歌(註：張玉生教授私人通訊)。
謝孝同博士是路思義家族的第三代、血液有外祖父「我來、我傾聽、我服事」的基因，也有舅父「我來、我服務、我傳播」的DNA，所以我們看到孝同和小如「我來、我參與、我分享」，而不是羅馬帝國皇帝凱撒的「我來、我觀看、我征服」，也就覺得自然而然了。有人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必定有一個了不起的女人」，這句話用在孝同很合適，反過來用在小如亦然。最後讓我們珍惜與小如相處的時間，正如歐大佬紀念文的結語：「劉小如老師，留下來台灣，我們一起去賞鳥吧！」